| 摘要：663年1月26日(农历662年12月12日)，高表仁回大唐。 公元630年，尚处于落后状况的日本，第一次派遣唐使犬上三田耜(亦作犬上御田锹)到大唐学习。“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，辨其等位，以宾待之”，于是，李世民亲切友好地会见了犬上三田耜。犬上三田耜向大唐进献贡品，并转达舒明天皇对大唐最高领导人热情洋溢的问候。李世民点头称谢，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好好学习，… |
663年1月26日(农历662年12月12日)，高表仁回大唐。
公元630年，尚处于落后状况的日本，第一次派遣唐使犬上三田耜(亦作犬上御田锹)到大唐学习。“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，辨其等位，以宾待之”，于是，李世民亲切友好地会见了犬上三田耜。犬上三田耜向大唐进献贡品，并转达舒明天皇对大唐最高领导人热情洋溢的问候。李世民点头称谢，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将来回去报效自己尚且落后的祖国。
等犬上三田耜在公元632年完成学业回国，根据大唐礼仪，既然日本派了使者来，李世民也派高表仁出使日本，回访天皇。于是，就有了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中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倭国遣使入贡，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;表仁与其王争礼，不宣命而还。”这句话直译过来，就是说：倭国(指日本)派使节来朝进献贡品，唐太宗派新州刺史高表仁持旌节前往抚慰，高表仁与他们的国王(即日本天皇)争礼节，没有传达王命就回到了朝中。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事件。
高表仁到日本后，日本当然不愿意在唐使面前显得太落后，就用非常隆重的礼仪来欢迎他：以船32艘及鼓吹、旗帜等迎于江口，复由难波吉士小槻、大河内直矢伏引导至馆，再由伊岐史乙等、难波吉士八牛引导入馆，赐神酒(见《日本书纪：卷廿三舒明纪》和《旧唐书：日本传》)。虽然仪式远不及大唐威严，但也有模有样。
高表仁谒见舒明天皇。根据大唐礼仪，高表仁要求舒明天皇面朝北跪拜接受大唐的旨意，作为日本的第34代天皇，舒明天皇感觉很为难，最终拒绝了跪拜，高表仁大怒，愤而挥袖而去。天皇当场懵圈。
如果不是读这段历史，你很难想象，中国大唐的外交官，在外邦竟然如此高调地发飙，而且，这种强势并非基于大唐的军事实力——大唐尚未征服高丽遑论日本?大唐外交官依托的是软实力“礼”，其行为虽然强势，却的确 在遵礼而行。高表仁在日本天皇面前发怒，舒明天皇却觉理亏，因为，大唐乃礼仪之邦，使者的行为遵于礼，而天皇的拒绝仅仅是出于个人的自尊，并没有礼制上的依据(日本当时的礼制尚未完善)，否则，天皇面对大唐使者发飙也早就勃然大怒了。
舒明天皇5年，公元633年1月26日，高表仁回大唐。尽管被高表仁搞得很难堪，但舒明天皇依然小心翼翼地遣吉士雄麻吕、黑麻吕为送使，陪送高表仁至对马岛后才回来——即使被大唐使节搞得很难堪，依然模仿大唐礼节，对使者以礼相待，可以看出，日本学习大唐是非常认真的。现在流传甚广的“看唐朝，去日本;看明朝，去韩国”的说法，并非徒有其名。
“礼”极为重要。
在中国古代，“礼”是构成社会秩序、制度、人际关系等等的基础。一个不讲“礼”的民族，很容易被视为野蛮民族，而不讲“礼”的人，则容易被视为野蛮人。高表仁在天皇面前发怒，占的是“礼仪之邦”的优势或者余威，令日本天皇不敢造次。
“礼”重要到什么程度呢?
《诗经》中有一首诗歌《相鼠》：
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!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?
相鼠有齿，人而无止!人而无止，不死何俟?
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!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?
时寒冰：大唐使者为何敢让日本天皇下跪？
大意是：看那老鼠都有皮， 做人怎能没有仪表?如果做人没有仪表， 为何不去死呢?看那老鼠都有牙齿，做人怎能不讲廉耻呢?如果做人没有廉耻， 不去死还等什么呢?看那老鼠都有肢体， 做人怎能不讲礼仪?如果做人不讲礼仪， 为何不快快去死呢?
“人而无礼!胡不遄死?”这话在今天看来，说得实在太重了!而恰恰是这一点，反映出“礼”在中国古人心中的重要性。中国人用“礼”构筑起来了一个文明的体系，一个优雅的社会。看看古代的历史典籍，那些到大唐的使节，初次感受到大唐威严高贵的礼仪，是何等的自惭形秽?
中国以“礼”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化价值观，经过各国使节、商人、留学生等等，流传到世界各地，被广为效法。
在我们入学的时候，接受到的教育，是对封建礼仪的全盘否定和批判，传统的“礼”被认为是制造不平等的糟粕。当人们当众吐着痰大声喧哗无拘无束地享受着宣泄的快乐时，“礼”已经远去。而当我们的游客种种不文明的行为被日本、韩国乃至西方社会嘲笑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的是对方“辱华”的愤怒，却不是对于我们曾经的文明的反思和追忆。